曹禺日出【简析曹禺《日出》中的象征】
曹禺在我国话剧史上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曹禺的出现是我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剧作的成就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话剧《雷雨》、《日出》和《原野》被人称为生活、生命、人性的“生命三部曲”。在他诸多作品中，《日出》的地位是很值得一提的，正如谢迪克(H．E．Shadick)所说，“《日出》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曹禺在《日出>这篇四幕悲剧中，以旧中国大都市为背景，怀着憎恶黑暗、渴望光明的热情，揭露资产阶级的荒诞无耻和自私残酷，表现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从《日出》的思想倾向来看，应该承认这篇剧作基本上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他的创作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认清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对荒淫无耻的人生泄着愤懑，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
而与此同时，曹禺话剧创作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愈发显示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他是很喜欢运用象征手法的，从他的处女作《雷雨)开始，他就把“雷雨”作为某种社会力量的象征：中的夯歌连同。“日出”本身都具有象征意味；《原野》、《北京人》中象征更多，铁镣、铁轨、黑林子、寿木、北京猿人等都有各自所要象征的内容。
一、曹禺选择象征的原动力探
在很多研究曹禺的文章中，不少人指出他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承受了西洋一些作家的影响。的确，无论是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或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曹禺确实受了一些外国剧作家的影响。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易卜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从易卜生的剧本中了解了话剧艺术原来有这许多表现手法，人物可以那样真实，又那样复杂”。
在易卜生的创作中，象征已经成为他结构剧本、表现主题必不可少的手段，象征成了易卜生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曹禺并没有直接从易卜生那里借用什么象征物，但他无疑学习了象征手法和对象征的重视。象征手法不能说在中国绝对没有，但至少在戏剧中是不发达的，以写意为特点的传统戏曲并没有多少象征，鲁迅就不赞成把戏曲说成是象征主义的戏剧。也不能说象征手法是由曹禺开始的，但曹禺确实比一般剧作家用得更多些。例如作者在《日出》剧前引有老子道德经的几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尽管没有明说，但可以感受到，《日出》就是一个描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这种“人之道”的剧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前面引的那八段引文，就是说明这个道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必定毁灭，而新天新地是一定会出现的’”。作者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旧社会的罪恶写在这个剧本中，怀着“时日曷丧，予及偕亡”的极端愤慨的心情，对吃人的社会进行有力的鞭挞。
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允许空洞的说教，而象征不是说理，它总是同形象相联系的。象征能把抽象观念的东西变成具体的亲切的形象，因而使思想得到艺术的装扮，变得易为人们所接受。易卜生选择象征是因为他从未忘记，剧作家不应该简单的说理，而应该用形象影响人。他运用象征，是说明他企图用富有诗意的形象，去阐明某种思想和哲理，但他的缺点是有时把象征手法变成象征主义，弄得含混不清，不可捉摸．有些像某种密码，不加破译很难了解其真实的内容。曹禺则不同，他的象征一般是寓意明确的，如铁镣象征压迫，寿木象征死亡，不大可能引起歧义。象征过于隐晦或仅仅变成一种借喻或比喻都不好，它应当由甲自然联想到乙，并尽量把甲乙重合成一体，造成一种既含蓄又确切的意象，既让读者发挥应有的想象力，又不至于如坠云里雾中无所适从。曹禺在选择象征物时，就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如《日出》的结尾，黑暗终于过去，伴着夯歌，朝日冉冉升起，满天的大红，一派壮丽的日出景象，谁又能说是不真实的呢，但它确实是象征。作家把象征熔铸到真实生活的描述里，几乎意识不到是象征，或者说象征抑制了作家直白的说教，使作品的意念藏而不露，更为内在隽永了，这正是作家的成功之处。
二、曹禺选择象征的缘由探
曹禺在很多作品中运用大量的象征，一方面，是有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在那到处都有“枭鸟”眼睛的时代，他采取象征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例如在《日出》里面，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的力量并没有登场，代表可怕的黑暗势力的金八，作者故意叫他不露面，至于那些劳作的人们，那拥有光明和生机的，只好忍痛将他们硬塞在背后，当作陪衬。考虑到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象征的艺术成为曹禺一种战斗的艺术手段，这正像鲁迅先生不得已而使用杂文手法一样。但除了有政治上的不便说的一面外，另一方面，运用象征主要也是为了追求作品的形象性和诗意。他作品中的象征同现实生活内容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在大量的现实主义描写中加进一部分象征意义的形象。例如，“日出”这个形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必要来临，这是自然规律。象征不过把作家所要表现的观念深化和具象化了，从而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三、曹禺象征手法在《日出》中的具体运用
曹禺剧作的象征是自成系列的。首先“日出”既是光明的象征，也是同春天的生机勃勃联系起来的无限生命力的象征。因此，“日出”不但是一个自然的背景，而且是诗意主题结晶起来的诗意的象征形象。他让那些背弃阳光的人们在暗夜里活动，他让那些喜欢阳光的人流露出对阳光的温暖诗情，他让那些追求光明的人迎着阳光走去，而让那些生活在地狱里的人渴望着阳光。当作家把“日出”同工人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种象征性便给人一种现实感，它是一种可以追求到的光明，并非空漠的幻想。的确，在那黎明前的黑暗年代，他用光明的日出点燃人们的希望和追求。
其次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其各自的象征意义。如金八的形象是作家追索造成种种罪恶的根源和探索悲剧必然性的艺术体现。就其金融买办的地位来看，他很像《子夜>里的赵伯韬，但较之更带有封建帮派头目的特征，连潘月亭，这个响当当的人物也要让他三分，说，“金八这个家伙背景复杂，不大讲面子”。他的性格残忍冷酷。手腕毒辣，流氓成性。他的魔爪伸向社会各个角落，直接或间接地操纵着整个社会，并促成潘月亭的破产，黄省三的失业，陈白露的自杀，小东西的惨死。作者以其象征性概括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四大家族统治和垄断着金融界，操纵若亿万人民命运的时代。因此，作者写金八，实际上把攻击的笔锋直接指向了反动统治阶级，彻底否定了金八及其代表的社会制度。
陈白露，她的名字就是有象征的，她是黑夜里一颗晶莹的露水，弥漫的夜气给它蒙上一层污垢，但它的内心是纯洁的、透明的，它盼望日出，向往在阳光照耀下一展清亮的光辉，可没等上太阳出来，就倏而消失了。对于她的形象研究的已经很多了，就不累赘了。
方达生是一群行尸走肉中有人气的人，他有较明确的憧憬。虽然他先前是那么愚憨和笨拙，但后来他的视野广大了，他不只要救一个陈白露．他要改善整个社会。曹禺似乎是想把一个新的生命交付给他的，别人都在黑暗中死的死，散的散，唯有他在这时候，拣取一条最合适的路去走，他是进步青年的象征。
张乔治的恶梦“Terrible!Terrible!啊，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膊，……忽然哄地一声，大楼塌了……”正是这个社会的象征，这个梦魇一般可怖的社会终有一天要彻底毁灭。多么形象啊！
另外《日出》里的象征是人类的，自然的，而且，在极多场所，是至为诗意的，如那凄凉寒人肌骨的“硬面饽饽”，那个没完没了的“数来宝”，甚而那片卖报声，由这些声音里，我们看到的是饥饿的大众，这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地道中国的，然而没有人曾经拾起来，这样适当有力地运用过。
《日出》可以说是三十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一面镜子。在这部作品中，饱含着曹禺对一个光明的社会的极度渴望。它以惊人的现实描绘表明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征兆。“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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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日出>这篇四幕悲剧中，以旧中国大都市为背景，怀着憎恶黑暗、渴望光明的热情，揭露资产阶级的荒诞无耻和自私残酷，表现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从《日出》的思想倾向来看，应该承认这篇剧作基本上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他的创作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认清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对荒淫无耻的人生泄着愤懑，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
而与此同时，曹禺话剧创作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愈发显示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他是很喜欢运用象征手法的，从他的处女作《雷雨)开始，他就把“雷雨”作为某种社会力量的象征：中的夯歌连同。“日出”本身都具有象征意味；《原野》、《北京人》中象征更多，铁镣、铁轨、黑林子、寿木、北京猿人等都有各自所要象征的内容。
一、曹禺选择象征的原动力探
在很多研究曹禺的文章中，不少人指出他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承受了西洋一些作家的影响。的确，无论是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或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曹禺确实受了一些外国剧作家的影响。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易卜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从易卜生的剧本中了解了话剧艺术原来有这许多表现手法，人物可以那样真实，又那样复杂”。
在易卜生的创作中，象征已经成为他结构剧本、表现主题必不可少的手段，象征成了易卜生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曹禺并没有直接从易卜生那里借用什么象征物，但他无疑学习了象征手法和对象征的重视。象征手法不能说在中国绝对没有，但至少在戏剧中是不发达的，以写意为特点的传统戏曲并没有多少象征，鲁迅就不赞成把戏曲说成是象征主义的戏剧。也不能说象征手法是由曹禺开始的，但曹禺确实比一般剧作家用得更多些。例如作者在《日出》剧前引有老子道德经的几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尽管没有明说，但可以感受到，《日出》就是一个描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这种“人之道”的剧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前面引的那八段引文，就是说明这个道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必定毁灭，而新天新地是一定会出现的’”。作者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旧社会的罪恶写在这个剧本中，怀着“时日曷丧，予及偕亡”的极端愤慨的心情，对吃人的社会进行有力的鞭挞。
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允许空洞的说教，而象征不是说理，它总是同形象相联系的。象征能把抽象观念的东西变成具体的亲切的形象，因而使思想得到艺术的装扮，变得易为人们所接受。易卜生选择象征是因为他从未忘记，剧作家不应该简单的说理，而应该用形象影响人。他运用象征，是说明他企图用富有诗意的形象，去阐明某种思想和哲理，但他的缺点是有时把象征手法变成象征主义，弄得含混不清，不可捉摸．有些像某种密码，不加破译很难了解其真实的内容。曹禺则不同，他的象征一般是寓意明确的，如铁镣象征压迫，寿木象征死亡，不大可能引起歧义。象征过于隐晦或仅仅变成一种借喻或比喻都不好，它应当由甲自然联想到乙，并尽量把甲乙重合成一体，造成一种既含蓄又确切的意象，既让读者发挥应有的想象力，又不至于如坠云里雾中无所适从。曹禺在选择象征物时，就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如《日出》的结尾，黑暗终于过去，伴着夯歌，朝日冉冉升起，满天的大红，一派壮丽的日出景象，谁又能说是不真实的呢，但它确实是象征。作家把象征熔铸到真实生活的描述里，几乎意识不到是象征，或者说象征抑制了作家直白的说教，使作品的意念藏而不露，更为内在隽永了，这正是作家的成功之处。
二、曹禺选择象征的缘由探
曹禺在很多作品中运用大量的象征，一方面，是有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在那到处都有“枭鸟”眼睛的时代，他采取象征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例如在《日出》里面，历史舞台上互相冲突的两种主要的力量并没有登场，代表可怕的黑暗势力的金八，作者故意叫他不露面，至于那些劳作的人们，那拥有光明和生机的，只好忍痛将他们硬塞在背后，当作陪衬。考虑到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象征的艺术成为曹禺一种战斗的艺术手段，这正像鲁迅先生不得已而使用杂文手法一样。但除了有政治上的不便说的一面外，另一方面，运用象征主要也是为了追求作品的形象性和诗意。他作品中的象征同现实生活内容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在大量的现实主义描写中加进一部分象征意义的形象。例如，“日出”这个形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必要来临，这是自然规律。象征不过把作家所要表现的观念深化和具象化了，从而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三、曹禺象征手法在《日出》中的具体运用
曹禺剧作的象征是自成系列的。首先“日出”既是光明的象征，也是同春天的生机勃勃联系起来的无限生命力的象征。因此，“日出”不但是一个自然的背景，而且是诗意主题结晶起来的诗意的象征形象。他让那些背弃阳光的人们在暗夜里活动，他让那些喜欢阳光的人流露出对阳光的温暖诗情，他让那些追求光明的人迎着阳光走去，而让那些生活在地狱里的人渴望着阳光。当作家把“日出”同工人的形象结合在一起，这种象征性便给人一种现实感，它是一种可以追求到的光明，并非空漠的幻想。的确，在那黎明前的黑暗年代，他用光明的日出点燃人们的希望和追求。
其次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其各自的象征意义。如金八的形象是作家追索造成种种罪恶的根源和探索悲剧必然性的艺术体现。就其金融买办的地位来看，他很像《子夜>里的赵伯韬，但较之更带有封建帮派头目的特征，连潘月亭，这个响当当的人物也要让他三分，说，“金八这个家伙背景复杂，不大讲面子”。他的性格残忍冷酷。手腕毒辣，流氓成性。他的魔爪伸向社会各个角落，直接或间接地操纵着整个社会，并促成潘月亭的破产，黄省三的失业，陈白露的自杀，小东西的惨死。作者以其象征性概括着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四大家族统治和垄断着金融界，操纵若亿万人民命运的时代。因此，作者写金八，实际上把攻击的笔锋直接指向了反动统治阶级，彻底否定了金八及其代表的社会制度。
陈白露，她的名字就是有象征的，她是黑夜里一颗晶莹的露水，弥漫的夜气给它蒙上一层污垢，但它的内心是纯洁的、透明的，它盼望日出，向往在阳光照耀下一展清亮的光辉，可没等上太阳出来，就倏而消失了。对于她的形象研究的已经很多了，就不累赘了。
方达生是一群行尸走肉中有人气的人，他有较明确的憧憬。虽然他先前是那么愚憨和笨拙，但后来他的视野广大了，他不只要救一个陈白露．他要改善整个社会。曹禺似乎是想把一个新的生命交付给他的，别人都在黑暗中死的死，散的散，唯有他在这时候，拣取一条最合适的路去走，他是进步青年的象征。
张乔治的恶梦“Terrible!Terrible!啊，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膊，……忽然哄地一声，大楼塌了……”正是这个社会的象征，这个梦魇一般可怖的社会终有一天要彻底毁灭。多么形象啊！
另外《日出》里的象征是人类的，自然的，而且，在极多场所，是至为诗意的，如那凄凉寒人肌骨的“硬面饽饽”，那个没完没了的“数来宝”，甚而那片卖报声，由这些声音里，我们看到的是饥饿的大众，这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地道中国的，然而没有人曾经拾起来，这样适当有力地运用过。
《日出》可以说是三十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一面镜子。在这部作品中，饱含着曹禺对一个光明的社会的极度渴望。它以惊人的现实描绘表明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征兆。“太阳升起来，黑暗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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