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群带关系
就在我与许智泰分手一个月后，林永清在专供高层领导阅读的《内参》上炮制了一篇题为《彭国梁渉嫌贪污受贿案件背后大有文章应避免负面影响》的文章，消息是我哥告诉我的，紧接着张佩芬专门给我打电话，情绪激动地告诉我这一特大喜讯，就仿佛她老公被“平冤昭雪”了似的，常言道，乐极生悲，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知道许智泰指使林永清点的这把火烧大了，我不禁为彭国梁的生命担其心来，更为张佩芬、许智泰、林永清等人捏了把汗。
俗话讲，一石激起千层浪，林永清一石激得不过瘾，紧接着他又连击两石，在《内参》上又连发两篇类似的文章，大有反攻倒算的味道，如果说林永清抛出一石，彭国梁的命还有救的话，那么后续抛出的二石就彻底成了落井下石，彭国梁小命休矣！这是我的预感，但是张佩芬却倍受鼓舞。
期间，欧贝贝给我送了一次信件，也是出于同情，借送信件之名看看我，她告诉我许智泰在综合二处公开说，上面有大领导看了《内参》后给中央领导写了信，估计彭国梁一案很快就露出曙光。我问：“贝贝，你怎么看？”欧贝贝莞尔一笑说：“小明，在这个世界上，彭国梁到底是什么人，还有谁比你更清楚？”欧贝贝一语中的，等于递给我一个阿里阿德涅线团，把我从迷宫里拉了出来，从此我仅存在骨子里的希望——彭国梁逢凶化吉的侥幸心理像镜子一样被打碎了。蒙田说：“灵魂才是自己幸与不幸的唯一主宰。”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命运。但是彭国梁是一个丢掉灵魂的人，他的灵魂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早就飘得无影无踪，怎么可能还有归宿呢？
果不其然，就在《内参》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彭国梁从东州市看守所突然被转移到了昌山市看守所，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沉浸在因《内参》而带来的喜悦中的张佩芬。那天下午，张佩芬再次约我到静夜思茶楼见面，我走进茶楼时，看见张佩芬沮丧地坐在角落里，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
我坐下来问：“嫂子，你是不是病了，怎么脸色这么不好？”
张佩芬像晒蔫了的胡罗卜一样没精打采地说：“小明，昌山市司法界有朋友吗？你大哥被转移到昌山市看守所了，咱们得想办法在看守所找个内应，免得你大哥在里面遭罪啊！”
这是我早已料到的结果，一段时间以来，张佩芬为了翻案，折腾得太猛了，估计是惹恼了被胡占发称为“女魔头”的齐秀英，将彭国梁异地关押，很显然，这是想切断彭国梁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当然，主要是想切断彭国梁与张佩芬之间的联系，看来齐秀英是想孤注一掷了。齐秀英办案一向如此，任你东西南北风，她都能顶得住，而且风越大，案子越难办，她越来劲，往往这种案子她不仅挖的深，而且无不办成铁案。我预感到彭国梁在里面扛不了几天了，一想起彭国梁要两世为人，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悲凉。
我沉思片刻说：“大嫂，昌山市我的确没有朋友，不过许智泰的小舅子在昌山市搞房地产，以前在综合二处时，他常在我们面前抱怨自己混得不如他小舅子。”
张佩芬听后眼睛像按了开关的灯泡一样，突然亮了起来，高兴地说：“太好了，搞房地产的人三教九流都得接触，即使许智泰的小舅子不认识昌山市看守所的人，也一定认识司法界的人，只要能搭上关系就好办。”
张佩芬如此干扰办案，我实在为她的安危捏了把汗，本想再劝劝她，别闹得两口子都被关进去，孩子怎么办？老人谁照顾？再说，以我对彭国梁的了解，真要是招了供，能保住命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但是此时的张佩芬好像吃了秤砣，我的话说了也是白费口舌，一想到彭国梁未来的凄惨结局，我的心就酸酸的。
我动情地说：“大嫂，彭市长出事前放在我手里一个包，他说是平时用的零花钱，我估计，若是人民币，能有几万块；若是美金，也能有几万块，原先我本打算案子结了再给你，可眼下正是用钱之际，要不要我拿给你，或许能派上什么用场。”
我话还没说完，张佩芬又是摆手又是摇头地说：“老弟，还是放在你手里稳当，嫂子用钱时会找你的。”
我看张佩芬像是躲瘟疫似的害怕这笔钱，只好作罢。但是这笔钱就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心头，实指望张佩芬要了，我就解脱了，但是张佩芬的表情像是我要给她一包定时炸弹似的。案发以来，我被这个包折磨得寝食难安，今天坦然告诉张佩芬，也是向张佩芬表白一下，我无意乘人之危，侵吞这笔钱，而且我一直在为你们家担着一份风险，这份风险一旦被专案组知道，说不好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呢！和彭国梁一样被关进昌山市看守所也未可知呀！
张佩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用安抚的语气说：“小明，钱是你大哥托付你的，我坚信你一定会亲自还给你大哥的。”
张佩芬的意思很直白，她仍坚信她一定能将案子翻过来。这让我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徒增，因为张佩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动静不可谓不大，力度也不可谓不强，但是从彭国梁突然被转移到昌山市看守所的情形看，专案组根本没有一点妥协的意思，不仅不妥协，而且采取了断然措施，专案组如果对拿下彭国梁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这么做的，很显然，温华坚、陈实和胡占发一定全招了，只剩下彭国梁死扛着，随着专案组掌握的人证物证越来越多，我估计彭国梁也扛不了多久了，张佩芬说我一定会将那个牛皮纸包亲自还给彭国梁，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以眼下的形势，张佩芬是没有勇气要这个包的，因为她家里的大包小包不知转移了多少，原先富丽堂皇的家已经重新进行了布置，谁进去都会认为走进了一位廉洁的常务副市长的家，这是我最近去她家见律师时才发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张佩芬怎么可能要我手中这个包呢？前些日子许智泰请我吃饭时，也谈到和林永清去过彭国梁的家，言称从未想到常务副市长的家会如此简朴，看来许智泰和林永清是第一次去彭国梁的家，不禁心里暗笑，心想，你们没见过案发前的家，如果你们见过那个曾经富丽堂皇的家，我相信你们两个“小虾米”也没有胆量往漩涡里跳。
眼下我已经无心考虑许智泰的处境了，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往悬崖边上推，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一阵一阵地袭击我，每天晚上我都梦见有无数条蛇像网一样缠住我，我猜想那就是恢恢法网。
我老婆发现我精神压力很大，知道我有事瞒着她，追问过我好几次，我都暴跳如雷地骂她神经病。为了排解我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巨大压力，我每天躲在书房内拼命写东西发泄，不知不觉竟写了二十多万字。有一天我哥来家看我，看见了我写的东西大加赞赏，说是整理一下完全可以出版，是一部相当不错的随笔集，还为我起了一个贴切的题目，叫《心灵苦难》。经我哥这么一赞赏，我暂时忘了心中的恐惧，情不自禁地和他聊起了文学。
我告诉我哥，不知道为什么，这场劫难让我心里有一种想写小说的冲动，只是心静不下来，而且因为自己从来没写过小说，不知道如何下笔。
我哥听了我的想法，眼睛一亮，他兴奋地说：“小明，你有写小说的冲动，哥再高兴不过了，咱爸生前对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都成为作家，他是从骨子里不喜欢你从政的。你如果真想写小说，哥可以帮你，不过写小说可不简单，写小说不单单是凭经验讲故事，小说之所以被称为艺术，是因为虚构是小说最主要的叙事策略，什么是叙事策略？就是如何讲述一个故事，传统小说为什么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单一的叙事模式让人厌倦，小说创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叙事模式不断革命，语言艺术不断提升，思想深度不断深入。但是在这个快餐化的时代，人们不愿意花时间进行叙事的探索，语言的冒险和思想的创新，无不用故事取悦于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你要真想写小说，一定记住哥的话，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故事，而是通过讲故事表现人的本性，揭示人性当中最隐秘的东西，小说是对人进行的精神实验，小说家必须潜入人心裂开的无底深渊一探究竟。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但是小说家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很难将故事提升到存在的层面，也就是说很难将故事提升为小说。因此，优秀的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是通过他的小说表现出来的，你要写小说，首先要有勇气‘抉心自食’。”
不自谦地说，我是一个浑身充满创新基因的人，读大学的时候，一直以为政府是改革创新的核心基地，如果我从政，一定会大展宏图的。然而，走进官场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浑身的创新基因恰恰是从政的大忌，我只好夹起尾巴等待时机，将自己伪装成“套中人”，即便如此也没逃过腐败牺牲品的命运。经我哥这么一点拨，我才发现，原来小说是天然的创新基地，怪不得我哥在文学天地里如鱼得水呢，敢情文学是个海阔凭鱼跃的大海。如果我像鱼一样奔向大海会不会很幸福？
想到这儿，我有些激动，我用请教的口气问：“哥，如果我写小说应该从哪儿入手？”
我哥沉思了一会儿说：“就从你的经历入手，这次彭国梁东窗事发，你的心灵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干嘛不把它写下来警示世人呢？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公务员笔记》。”
我一听小说的题目倍感兴奋，眼下正是从政大军千军万马勇闯独木桥的时候，每年毕业几百万大学生考公务员，比考大学竞争还残酷，如果我将自己的从政感悟写成小说，他们读了，对事业的理解一定会有新的启示。只是……我情不自禁地长叹了一声。
我哥见我高涨的情绪突然一落千丈，知道我有事瞒着他，以从未有过的严肃态度说：“小明，你是彭国梁的贴身秘书，虽然跟他时间不长，但也是朝夕相处啊，你双规解除后，一直心事重重的，你跟我说实话，你究竟干了什么亏心事，整天像被霜打的茄子似的？”
看着我哥焦急的神态，我无力再在他面前隐瞒下去，便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而且从厨房水池子旁边的橱柜里取出了那个不干胶包，我哥得知实情后异常冷静，他端详着那个不干胶包沉思良久说：“小明，我理解你的心情，按理说你做的没什么错，但你忘了我国的法律并不实行‘容忍制’，即使是有血缘的亲人也是不容忍窝藏的，何况你只是个秘书，因此，这个包不能留在家里了，必须马上交给专案组。”
我老婆听说我背着她在家里藏了一个包，包里是彭国梁的脏钱，紧张得不知所措，她一直以为我在彭国梁一案中是干干净净的，没想到我竟在家里藏了这么大个“定时炸弹”，她脸色煞白地问：“哥，小明把包交出去会不会有事？”
我哥思忖了一会儿说：“这个包是彭国梁的，又是案发前领导交办给秘书的，主动交出去不会有事的，小明，这个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彭国梁没告诉你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
我哥掂了掂包说：“小明，应该打开看看，这样交出去时，你心里也好有个应对。”
说完，我哥问我老婆家里有没有不干胶，我老婆说有，我哥就让我老婆找出来，我老婆翻了半天抽屉，找出一卷，我哥就试着将牛皮纸包上的不干胶一点一点地撕下来。牛皮纸包打开了，里面竟然有五打百元绿票子，全是美金，而且由于受潮，全都长了绿毛。
我老婆刚要伸手去拿，我哥当即制止了，他谨慎地说：“不能碰，弟妹，一碰上这上面的绿毛就掉了，一看这包就被人打开过。”
我目测了一下，估计是五万美金。很显然，案发前彭国梁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知道我跟他时间不长，专案组不会太为难我，便将这笔钱放在了我手里，他相信我的人品，不会独吞了这笔钱，案子结了，我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他们家的，他儿子身体不好，看病花费一直很大，想到这里，我意气用事地说：“哥，这笔钱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交出去，很显然，这是彭国梁留给他儿子的一笔钱，他那么信任我，我不能只考虑自己。”说着我毅然决然地将牛皮纸包用不干胶重新包了起来，然后又放回到厨房水池子旁的橱柜里。
我哥见我心意已决，叹了口气说：“小明，你的心情哥理解，但是一定不要死心眼，要见机行事啊！”
我哥语重心长的一句嘱咐，让我本能地想到卢梭的那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彭国梁就是我的宿命，命该如此，我是注定无法逃离的。卢梭是想通过忏悔逃离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通过他笔下的地下人质疑卢梭在他《忏悔录》里一定对自己撒了很多谎，甚至出于虚荣而有意撒谎，在我看来，谎言往往是真话，当一个人没有勇气直面真话的时候，只能通过谎言的形式说出来，因此谎言的反面就是真话。正因为如此，那个躲在地下室的病人才一针见血地说：“在每个人的回忆里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给所有的人而只能给朋友的。也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也得是偷偷的。但最后还有一些甚至对自己也怕公开，而一些东西在每个正派人那里积累得又是相当多。情况甚至是这样的：他为人越正派，他那里就积累得越多。”很显然，我替彭国梁窝藏了一个包，一旦公开就与正派无关了，我现在每天的生活与躲在地下室里毫无区别，因此“地下人”的这段话倒出了我的全部心事，我每天的心境与他一样，好像哪里都是潮湿和腐朽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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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就在《内参》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彭国梁从东州市看守所突然被转移到了昌山市看守所，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沉浸在因《内参》而带来的喜悦中的张佩芬。那天下午，张佩芬再次约我到静夜思茶楼见面，我走进茶楼时，看见张佩芬沮丧地坐在角落里，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
我坐下来问：“嫂子，你是不是病了，怎么脸色这么不好？”
张佩芬像晒蔫了的胡罗卜一样没精打采地说：“小明，昌山市司法界有朋友吗？你大哥被转移到昌山市看守所了，咱们得想办法在看守所找个内应，免得你大哥在里面遭罪啊！”
这是我早已料到的结果，一段时间以来，张佩芬为了翻案，折腾得太猛了，估计是惹恼了被胡占发称为“女魔头”的齐秀英，将彭国梁异地关押，很显然，这是想切断彭国梁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当然，主要是想切断彭国梁与张佩芬之间的联系，看来齐秀英是想孤注一掷了。齐秀英办案一向如此，任你东西南北风，她都能顶得住，而且风越大，案子越难办，她越来劲，往往这种案子她不仅挖的深，而且无不办成铁案。我预感到彭国梁在里面扛不了几天了，一想起彭国梁要两世为人，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悲凉。
我沉思片刻说：“大嫂，昌山市我的确没有朋友，不过许智泰的小舅子在昌山市搞房地产，以前在综合二处时，他常在我们面前抱怨自己混得不如他小舅子。”
张佩芬听后眼睛像按了开关的灯泡一样，突然亮了起来，高兴地说：“太好了，搞房地产的人三教九流都得接触，即使许智泰的小舅子不认识昌山市看守所的人，也一定认识司法界的人，只要能搭上关系就好办。”
张佩芬如此干扰办案，我实在为她的安危捏了把汗，本想再劝劝她，别闹得两口子都被关进去，孩子怎么办？老人谁照顾？再说，以我对彭国梁的了解，真要是招了供，能保住命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但是此时的张佩芬好像吃了秤砣，我的话说了也是白费口舌，一想到彭国梁未来的凄惨结局，我的心就酸酸的。
我动情地说：“大嫂，彭市长出事前放在我手里一个包，他说是平时用的零花钱，我估计，若是人民币，能有几万块；若是美金，也能有几万块，原先我本打算案子结了再给你，可眼下正是用钱之际，要不要我拿给你，或许能派上什么用场。”
我话还没说完，张佩芬又是摆手又是摇头地说：“老弟，还是放在你手里稳当，嫂子用钱时会找你的。”
我看张佩芬像是躲瘟疫似的害怕这笔钱，只好作罢。但是这笔钱就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心头，实指望张佩芬要了，我就解脱了，但是张佩芬的表情像是我要给她一包定时炸弹似的。案发以来，我被这个包折磨得寝食难安，今天坦然告诉张佩芬，也是向张佩芬表白一下，我无意乘人之危，侵吞这笔钱，而且我一直在为你们家担着一份风险，这份风险一旦被专案组知道，说不好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呢！和彭国梁一样被关进昌山市看守所也未可知呀！
张佩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用安抚的语气说：“小明，钱是你大哥托付你的，我坚信你一定会亲自还给你大哥的。”
张佩芬的意思很直白，她仍坚信她一定能将案子翻过来。这让我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徒增，因为张佩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动静不可谓不大，力度也不可谓不强，但是从彭国梁突然被转移到昌山市看守所的情形看，专案组根本没有一点妥协的意思，不仅不妥协，而且采取了断然措施，专案组如果对拿下彭国梁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这么做的，很显然，温华坚、陈实和胡占发一定全招了，只剩下彭国梁死扛着，随着专案组掌握的人证物证越来越多，我估计彭国梁也扛不了多久了，张佩芬说我一定会将那个牛皮纸包亲自还给彭国梁，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以眼下的形势，张佩芬是没有勇气要这个包的，因为她家里的大包小包不知转移了多少，原先富丽堂皇的家已经重新进行了布置，谁进去都会认为走进了一位廉洁的常务副市长的家，这是我最近去她家见律师时才发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张佩芬怎么可能要我手中这个包呢？前些日子许智泰请我吃饭时，也谈到和林永清去过彭国梁的家，言称从未想到常务副市长的家会如此简朴，看来许智泰和林永清是第一次去彭国梁的家，不禁心里暗笑，心想，你们没见过案发前的家，如果你们见过那个曾经富丽堂皇的家，我相信你们两个“小虾米”也没有胆量往漩涡里跳。
眼下我已经无心考虑许智泰的处境了，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往悬崖边上推，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一阵一阵地袭击我，每天晚上我都梦见有无数条蛇像网一样缠住我，我猜想那就是恢恢法网。
我老婆发现我精神压力很大，知道我有事瞒着她，追问过我好几次，我都暴跳如雷地骂她神经病。为了排解我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巨大压力，我每天躲在书房内拼命写东西发泄，不知不觉竟写了二十多万字。有一天我哥来家看我，看见了我写的东西大加赞赏，说是整理一下完全可以出版，是一部相当不错的随笔集，还为我起了一个贴切的题目，叫《心灵苦难》。经我哥这么一赞赏，我暂时忘了心中的恐惧，情不自禁地和他聊起了文学。
我告诉我哥，不知道为什么，这场劫难让我心里有一种想写小说的冲动，只是心静不下来，而且因为自己从来没写过小说，不知道如何下笔。
我哥听了我的想法，眼睛一亮，他兴奋地说：“小明，你有写小说的冲动，哥再高兴不过了，咱爸生前对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都成为作家，他是从骨子里不喜欢你从政的。你如果真想写小说，哥可以帮你，不过写小说可不简单，写小说不单单是凭经验讲故事，小说之所以被称为艺术，是因为虚构是小说最主要的叙事策略，什么是叙事策略？就是如何讲述一个故事，传统小说为什么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单一的叙事模式让人厌倦，小说创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叙事模式不断革命，语言艺术不断提升，思想深度不断深入。但是在这个快餐化的时代，人们不愿意花时间进行叙事的探索，语言的冒险和思想的创新，无不用故事取悦于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你要真想写小说，一定记住哥的话，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故事，而是通过讲故事表现人的本性，揭示人性当中最隐秘的东西，小说是对人进行的精神实验，小说家必须潜入人心裂开的无底深渊一探究竟。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但是小说家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很难将故事提升到存在的层面，也就是说很难将故事提升为小说。因此，优秀的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是通过他的小说表现出来的，你要写小说，首先要有勇气‘抉心自食’。”
不自谦地说，我是一个浑身充满创新基因的人，读大学的时候，一直以为政府是改革创新的核心基地，如果我从政，一定会大展宏图的。然而，走进官场我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浑身的创新基因恰恰是从政的大忌，我只好夹起尾巴等待时机，将自己伪装成“套中人”，即便如此也没逃过腐败牺牲品的命运。经我哥这么一点拨，我才发现，原来小说是天然的创新基地，怪不得我哥在文学天地里如鱼得水呢，敢情文学是个海阔凭鱼跃的大海。如果我像鱼一样奔向大海会不会很幸福？
想到这儿，我有些激动，我用请教的口气问：“哥，如果我写小说应该从哪儿入手？”
我哥沉思了一会儿说：“就从你的经历入手，这次彭国梁东窗事发，你的心灵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干嘛不把它写下来警示世人呢？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公务员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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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我哥焦急的神态，我无力再在他面前隐瞒下去，便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而且从厨房水池子旁边的橱柜里取出了那个不干胶包，我哥得知实情后异常冷静，他端详着那个不干胶包沉思良久说：“小明，我理解你的心情，按理说你做的没什么错，但你忘了我国的法律并不实行‘容忍制’，即使是有血缘的亲人也是不容忍窝藏的，何况你只是个秘书，因此，这个包不能留在家里了，必须马上交给专案组。”
我老婆听说我背着她在家里藏了一个包，包里是彭国梁的脏钱，紧张得不知所措，她一直以为我在彭国梁一案中是干干净净的，没想到我竟在家里藏了这么大个“定时炸弹”，她脸色煞白地问：“哥，小明把包交出去会不会有事？”
我哥思忖了一会儿说：“这个包是彭国梁的，又是案发前领导交办给秘书的，主动交出去不会有事的，小明，这个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彭国梁没告诉你吗？”
我摇摇头说：“没有。”
我哥掂了掂包说：“小明，应该打开看看，这样交出去时，你心里也好有个应对。”
说完，我哥问我老婆家里有没有不干胶，我老婆说有，我哥就让我老婆找出来，我老婆翻了半天抽屉，找出一卷，我哥就试着将牛皮纸包上的不干胶一点一点地撕下来。牛皮纸包打开了，里面竟然有五打百元绿票子，全是美金，而且由于受潮，全都长了绿毛。
我老婆刚要伸手去拿，我哥当即制止了，他谨慎地说：“不能碰，弟妹，一碰上这上面的绿毛就掉了，一看这包就被人打开过。”
我目测了一下，估计是五万美金。很显然，案发前彭国梁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知道我跟他时间不长，专案组不会太为难我，便将这笔钱放在了我手里，他相信我的人品，不会独吞了这笔钱，案子结了，我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他们家的，他儿子身体不好，看病花费一直很大，想到这里，我意气用事地说：“哥，这笔钱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交出去，很显然，这是彭国梁留给他儿子的一笔钱，他那么信任我，我不能只考虑自己。”说着我毅然决然地将牛皮纸包用不干胶重新包了起来，然后又放回到厨房水池子旁的橱柜里。
我哥见我心意已决，叹了口气说：“小明，你的心情哥理解，但是一定不要死心眼，要见机行事啊！”
我哥语重心长的一句嘱咐，让我本能地想到卢梭的那句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彭国梁就是我的宿命，命该如此，我是注定无法逃离的。卢梭是想通过忏悔逃离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通过他笔下的地下人质疑卢梭在他《忏悔录》里一定对自己撒了很多谎，甚至出于虚荣而有意撒谎，在我看来，谎言往往是真话，当一个人没有勇气直面真话的时候，只能通过谎言的形式说出来，因此谎言的反面就是真话。正因为如此，那个躲在地下室的病人才一针见血地说：“在每个人的回忆里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给所有的人而只能给朋友的。也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也得是偷偷的。但最后还有一些甚至对自己也怕公开，而一些东西在每个正派人那里积累得又是相当多。情况甚至是这样的：他为人越正派，他那里就积累得越多。”很显然，我替彭国梁窝藏了一个包，一旦公开就与正派无关了，我现在每天的生活与躲在地下室里毫无区别，因此“地下人”的这段话倒出了我的全部心事，我每天的心境与他一样，好像哪里都是潮湿和腐朽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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