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我上“贼船”了
不过大家千万别误会，这种轿车不是我的祖先，我的祖先可是大名鼎鼎的“轿子”。官员出行坐轿子早在唐朝就开始了。宋朝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对轿子的等级有严格的规定，轿子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宋朝，非官不得乘暖轿；在明朝，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在清朝，凡是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乘“四人抬”，出京城乘“八人抬”，外省督抚乘“八人抬”，督抚部属乘“四人抬”；三品以上的钦差大臣，乘“八人抬”等等。皇室贵戚所乘的轿子，则有多到十多人乃至三十人抬的。一个人的身份重不重要，地位是否显赫，看看抬轿子的人数就知道了。
当然时代不同了，轿子已经演化为轿车，连小孩子都知道“坐奥迪的是大官，坐奔驰的是大款，”抬轿子的人数也俨然转化成了汽车的排气量，而允许配车的最低级别是县处级，这就像极了古代坐轿子的规矩，坐轿子可以鸣锣开道，坐专车级别低的可以警笛恐吓，级别高的可以警车开道。那么我的祖先是怎么从轿子华丽转身为轿车的呢？这还得从慈禧老佛爷拜寿讲起。
相传，早在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庆祝六十七岁生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讨好老佛爷欢心，特意花一万两白银从德国弄了一辆老式大奔做寿礼，老佛爷虽然享尽了荣华富贵，却从未见过这洋玩意儿，只见这洋玩意儿为两轴四轮敞开式，在车厢上方撑有一顶由四根立柱支起的车篷，四周缀有黄色穗带，犹如春秋战国时代车辇上的华盖，车的前方镶嵌着铜质车灯，黑色车厢将车围了一圈，黄紫色木质车轮与辐条裹着实心的轮胎，显得十分贵族。老佛爷见了这洋玩意儿以为是做了手脚的轿子，这分明是袁世凯在捉弄自己，简直是大不敬，于是大怒，袁世凯赶紧让德国司机上车给慈禧太后演示，慈禧这才转怒为喜，但不知道袁世凯献的是什么玩意儿，连忙问袁世凯这车叫什么名字，袁世凯灵机一动说：“老佛爷，您给赐个名字吧！”慈禧喜滋滋地说：“我看这种车中间高，两边低，很像轿子，干脆就叫‘轿车’吧。”老佛爷金口玉牙，从此以后小轿车就有了“轿车”这个美誉。当年老佛爷处理朝政之余，喜欢乘坐她的豪华大轿或马车去西山、八达岭等景区游玩。传说她第一次乘坐大奔去颐和园游览时，大奔刚驶出紫禁城，老佛爷突然发现司机竟然是她以前的马车夫孙富龄，不但与她平起平坐，而且还坐在了她的前面，简直乱了规矩，不成体统，便责令孙富龄跪着开车。慈禧太后的话谁敢不从？这位孙车夫只好跪着开车，但他的手又不能代替脚去踩油门和刹车，搞得手忙脚乱，一路上险象横生，差点酿成大祸，这可吓坏了当时的王公大臣，他们纷纷乞求老佛爷不要冒这个险。无奈，慈禧不得不被人搀扶下车，中途又换上她的十六抬大轿。别看老佛爷对这辆轿车不中意，但是从此轿车这个美名传了下来。
其实我和我的同伴不光像轿子，更像中间凸两头向上翘的乌纱帽。《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很显然，轿子、轿车、乌纱帽不仅外形相似，内涵更是相通，早就由器上升为道了。什么是道？就是文化传统。我和我的同伴酷似古代的轿子和乌纱帽不是偶然的，这就像头上有乌纱帽的人才配乘轿子、坐专车一样，这就是道。当然这个道与老子的道是两个道，老子的道是无与有，我说的道是文化传统的核心，文化传统并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伟大的四大发明，文化传统也有重大发明，而且是六个，这六大发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今还在影响国人的灵魂。这六大发明就是轿子、乌纱帽、小脚、太监、八股、辫子，如今这六大发明已经以文化的形式演变成官场上的六大技能，具体来讲是轿子演变成了抬轿子，乌纱帽演变成了扣帽子、小脚演变成了穿小鞋、太监演变成了装孙子、八股演变成了四六句、辫子变成了揪辫子，这些都是“官本位文化”的精髓。
当然这里面领导们最得意的还是抬轿子，在古代抬轿子是一项要付出艰辛体力的苦差，而今天在官场上，却演变成了一种高智商的脑力活儿，抬轿子的多数都是离领导最近的，也是领导最放心的，领导升级了，抬轿子的身份也就跟着升级了，下面的小喽啰自然溜须拍马，也就跟着升级了，拍马拍不到领导，那拍领导身边的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抬轿子需要高智商呢？因为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颤颤悠悠、安安全全的，说白一点，就是要千方百计托住领导，给领导当“托儿”，脑袋不好使怎么得了？
要说我见过的抬轿子高手顶数胡占发了，我从胡占发刚当秘书时就成了彭副市长的专车，当时彭副市长还不是常务副市长，彭副市长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约会，但是苦于自己的身份约会时不方便，胡占发冥思苦想了一个星期，发明了一套“变脸”车牌装在了我身上，重要场合用副市长专用牌照，约会场合“变脸”为普通牌照，出东州市用武警牌照，更让我赞叹的是这套设备是一套电动装置，在车内轻轻一按电钮，转眼间，一辆惹人注目的小号车因为“变脸”，成了普通车，车牌一换，想官就官，想民就民，彭副市长见了这套“变脸”装置，连称方便，连夸胡占发脑袋好使。
我一直以为抬轿子是大本事，是对一个人讲政治的肯定。直到黄小明接任了胡占发，我才改变了这个错误观念。有一天，黄小明为了回家写材料，放在车上一本《江泽民文选》，我闲着没事，偷看了几眼，发现有几句是批评抬轿子的，极大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文选上说：“现在有的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却放松了；权力一大，直接监督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读了这句话以后，我才明白，原来胡占发给彭国梁当秘书时，一直在利用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彭国梁是东州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常务副市长，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胡占发在利用他呢？后来，还是胡占发到古桥区任副区长之后，他在车上和彭国梁进行了一次谈话，我才知道他们是互相利用。
彭国梁工于心计地说：“占发，你的《公务员笔记》光寄给齐秀英不行，还要将里面的一些故事传播给机关干部，甚至让东州市老百姓都知道，要学会利用舆论作武器啊！”
胡占发诡谲地一笑不无得意地说：“老板，我准备将‘飞飞小姐’的故事先传播出去，我觉得这个故事蛮生动的，这种事人们都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而且人们私下里也愿意议论传播这类事，真要是传播开来，刘一鹤鼻子都得气歪。”
彭国梁阴森森地问：“占发，故事编的这么生动，是不是刘一鹤真与这个飞飞有瓜葛呀？”
胡占发嘿嘿笑道：“老板，不瞒你说，瓜葛大了。”
彭国梁眼睛一亮，兴奋地问：“这么说不是捕风捉影？”
胡占发道破天机地说：“老板，实话告诉你吧，飞飞不过是刘一鹤老婆养的一只宠物狗。”
彭国梁一听，喷饭似地大笑起来。
不瞒大家说，想起给彭国梁当专车的日子，那可真是耀武扬威，经常是警车开道，谁坐进车里都觉得是莫大的荣耀，不管怎么说，我不仅是副市级专车，而且是常委级专车，除了刘老大的专车以外，我在市政府小车队也算是二老板。
如今可就不同了，彭国梁出事以后，我就闲了下来，整天无所事事，队里的领导再也不把我当回事了，看着那些副市级专车威风八面的，我心里失落极了，盼着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然而，这个想法只能是个梦了，因为综合二处处长杨恒达升任办公厅副主任以后，本来应该给他配一台新车，可是一把手肖福仁玩了个心眼，让车队领导给我换了一副新牌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配给了杨恒达，我就由副市级降到了副局级。没办法，以前彭国梁得势时，谁钻进车里都觉得荣耀，如今倒好，谁都觉得我晦气，嫌弃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肖福仁将我配给了杨恒达，也可能是为了省钱，也可能是为了给杨恒达点晦气，管他呢，反正人倒霉时放屁都嘣脚后跟，专车要倒霉时，排气管连屁都放不出来。
我还是第一次在下午的天空中看见苍白的月亮，像是被打败的另一个太阳灰溜溜地被关进了冷宫，而太阳却像是夜空中打败月亮的另一个月亮，得意洋洋地光芒万丈，却忘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无论是天空中的月亮还是太阳，都像是两朵浮云，不过是一朵是白色的，另一朵是红色的，白的像女人刚洗过的屁股，红的像女人刚被男人蹂躏过的屁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想法，“无聊得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二十年代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这句话很适合我此时的心情，我一直有找一个坟头撒泡尿的冲动，托马斯.品钦在他的《万有引力之虹》中说：“当他们脑子里突然出现医生认为不宜的想法时，你帮他们管理生殖器的勃起……让他们畏惧一切，畏惧一切他们无力畏惧之物……”尽管我的生殖器没有勃起，但是我知道我的想法是不宜的，因为天空中苍白的月亮和光芒的太阳是上帝伸出云层的两只手，一只抓住了我的肉体，另一只抓住了我的灵魂，让我畏惧，这种畏惧感让我觉得自己是一颗松动的牙齿，随时有被拔掉的危险。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脑袋长在脖子上的方式让我不习惯，却又没办法改变，让我很沮丧，沮丧得自以为是一块朽烂的木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但我有预感，这种恐惧感绝不是无缘由的。
前几天和朱大伟下棋，这小子一口气竟然赢了我三局，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以朱大伟的棋技，的确有能力一口气连赢我三局，但那只是他在心中对你一点顾忌都没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我观摩过他与肖福仁、宋道明、李玉民、杨恒达等人下棋，无不留有余地，棋局掌握得张弛有度，该和时和，该赢时赢，该输时输，弄得与他下棋的人像抽大烟一样过瘾。就拿我来说，不知道与朱大伟交锋过多少回了，基本是三局中要么我赢一局，要么一胜一输一和，从未连输过三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综合二处副处长，这小子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是什么原因让朱大伟如此张狂呢？
棋下完后，这小子扔出了一句话，让我听出了些许端倪。他得意地说：“许处长，围棋要有两个眼才算活，有了两个眼，对手才不能一手吃掉你。这很有点像官场，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人，大多都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按理说，综合二处每个人抱的都是彭国梁这棵大树，但是能不能抱稳、抱实、抱牢，要看个人上树的本领，我觉得只有抱着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决心，才有可能真正和大树融为一体。这是朱大伟这种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头小子所不能理解的，我现在刚刚找到一点和彭国梁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点感觉我当了十几年副处长、伺候了三任常务副市长才找到，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快感。我之所以称之为快感是因为只有成功地吊在一棵树上，你才觉得腰杆子是直的，而腰杆子直起来恰恰是人生所追求的。当然一开始朱大伟是想吊在彭国梁这棵大树上的，就因为彭国梁看出来，朱大伟不是那种肯吊死在一颗大树上的人，才没给他上树的机会。如今他言称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说这句话时，底气十足，不仅表明他已经抱到了一棵新的大树，而且语气里有一种对彭国梁这棵大树的轻蔑。我觉得朱大伟的反常与最近围绕着彭国梁的一些风言风语有关。
我胡思乱想间，朱大伟又紧接着补充了一句：“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背靠枝繁叶茂的大树当然好乘凉，但要是一不小心靠了一棵烂了根子的朽木，不仅乘不到凉，还有被砸死的危险，你说是不是，许处长？”
这小子这句话暗合了对彭国梁的风言风语，或许朱大伟是好意，提示我注意安全。然而当了十几年副处长，就是因为太注意安全了，连个处长也没熬上，我从跟彭副市长去美国出差那天开始，就暗下决心，彭副市长这棵大树我是抱定了，哪怕是吊死在树上。既然是大树，即使倒了，扔在水里也是大船，坐在大船上总比坐在小舟里安全。但是越来越多的风言风语搅得我心乱如麻，朱大伟这小子最近与宋道明打得火热，从下棋对我无所顾忌来看，这小子是准备抱刘一鹤这棵大树了，说不定已经抱上了，之所以没调过去，说不定想留在综合二处做一段时间的内鬼。
我深知彭国梁与刘一鹤终有一搏，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从这些风言风语中预感到，这一争的日子快到了，俗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让我不得其解的是，好像这风不是刘一鹤刮起来的，倒像是来自上面。********表面上看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一个圈子与另一个圈子之间的斗争。以前我一直以为刘一鹤与彭国梁分别是两个圈子的核心，现在看来，他们也隶属于不同的圈子。这些圈子就像是一个个黑洞，只让人感到里面有巨大的吸力，搞不好站在洞内的人就会像蚊子一样被吸进去，一旦吸进去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明白了，这就是我恐惧的原因，面对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一只小小的蚊子，随时都可能被吸进黑洞，消失殆尽，连一抹蚊子血都看不见，但是我已经飞到洞口了，或许里面是天堂，即使是地狱，我也没有回头的必要了，因为天堂和地狱都是死路，既然人生最终都奔向死亡，我何不化作一道“万有引力之虹”，正如托马斯.品钦所言：“失败绝非瞬间的结果，潜损暗亏才是破败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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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时代不同了，轿子已经演化为轿车，连小孩子都知道“坐奥迪的是大官，坐奔驰的是大款，”抬轿子的人数也俨然转化成了汽车的排气量，而允许配车的最低级别是县处级，这就像极了古代坐轿子的规矩，坐轿子可以鸣锣开道，坐专车级别低的可以警笛恐吓，级别高的可以警车开道。那么我的祖先是怎么从轿子华丽转身为轿车的呢？这还得从慈禧老佛爷拜寿讲起。
相传，早在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庆祝六十七岁生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讨好老佛爷欢心，特意花一万两白银从德国弄了一辆老式大奔做寿礼，老佛爷虽然享尽了荣华富贵，却从未见过这洋玩意儿，只见这洋玩意儿为两轴四轮敞开式，在车厢上方撑有一顶由四根立柱支起的车篷，四周缀有黄色穗带，犹如春秋战国时代车辇上的华盖，车的前方镶嵌着铜质车灯，黑色车厢将车围了一圈，黄紫色木质车轮与辐条裹着实心的轮胎，显得十分贵族。老佛爷见了这洋玩意儿以为是做了手脚的轿子，这分明是袁世凯在捉弄自己，简直是大不敬，于是大怒，袁世凯赶紧让德国司机上车给慈禧太后演示，慈禧这才转怒为喜，但不知道袁世凯献的是什么玩意儿，连忙问袁世凯这车叫什么名字，袁世凯灵机一动说：“老佛爷，您给赐个名字吧！”慈禧喜滋滋地说：“我看这种车中间高，两边低，很像轿子，干脆就叫‘轿车’吧。”老佛爷金口玉牙，从此以后小轿车就有了“轿车”这个美誉。当年老佛爷处理朝政之余，喜欢乘坐她的豪华大轿或马车去西山、八达岭等景区游玩。传说她第一次乘坐大奔去颐和园游览时，大奔刚驶出紫禁城，老佛爷突然发现司机竟然是她以前的马车夫孙富龄，不但与她平起平坐，而且还坐在了她的前面，简直乱了规矩，不成体统，便责令孙富龄跪着开车。慈禧太后的话谁敢不从？这位孙车夫只好跪着开车，但他的手又不能代替脚去踩油门和刹车，搞得手忙脚乱，一路上险象横生，差点酿成大祸，这可吓坏了当时的王公大臣，他们纷纷乞求老佛爷不要冒这个险。无奈，慈禧不得不被人搀扶下车，中途又换上她的十六抬大轿。别看老佛爷对这辆轿车不中意，但是从此轿车这个美名传了下来。
其实我和我的同伴不光像轿子，更像中间凸两头向上翘的乌纱帽。《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很显然，轿子、轿车、乌纱帽不仅外形相似，内涵更是相通，早就由器上升为道了。什么是道？就是文化传统。我和我的同伴酷似古代的轿子和乌纱帽不是偶然的，这就像头上有乌纱帽的人才配乘轿子、坐专车一样，这就是道。当然这个道与老子的道是两个道，老子的道是无与有，我说的道是文化传统的核心，文化传统并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伟大的四大发明，文化传统也有重大发明，而且是六个，这六大发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今还在影响国人的灵魂。这六大发明就是轿子、乌纱帽、小脚、太监、八股、辫子，如今这六大发明已经以文化的形式演变成官场上的六大技能，具体来讲是轿子演变成了抬轿子，乌纱帽演变成了扣帽子、小脚演变成了穿小鞋、太监演变成了装孙子、八股演变成了四六句、辫子变成了揪辫子，这些都是“官本位文化”的精髓。
当然这里面领导们最得意的还是抬轿子，在古代抬轿子是一项要付出艰辛体力的苦差，而今天在官场上，却演变成了一种高智商的脑力活儿，抬轿子的多数都是离领导最近的，也是领导最放心的，领导升级了，抬轿子的身份也就跟着升级了，下面的小喽啰自然溜须拍马，也就跟着升级了，拍马拍不到领导，那拍领导身边的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抬轿子需要高智商呢？因为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颤颤悠悠、安安全全的，说白一点，就是要千方百计托住领导，给领导当“托儿”，脑袋不好使怎么得了？
要说我见过的抬轿子高手顶数胡占发了，我从胡占发刚当秘书时就成了彭副市长的专车，当时彭副市长还不是常务副市长，彭副市长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约会，但是苦于自己的身份约会时不方便，胡占发冥思苦想了一个星期，发明了一套“变脸”车牌装在了我身上，重要场合用副市长专用牌照，约会场合“变脸”为普通牌照，出东州市用武警牌照，更让我赞叹的是这套设备是一套电动装置，在车内轻轻一按电钮，转眼间，一辆惹人注目的小号车因为“变脸”，成了普通车，车牌一换，想官就官，想民就民，彭副市长见了这套“变脸”装置，连称方便，连夸胡占发脑袋好使。
我一直以为抬轿子是大本事，是对一个人讲政治的肯定。直到黄小明接任了胡占发，我才改变了这个错误观念。有一天，黄小明为了回家写材料，放在车上一本《江泽民文选》，我闲着没事，偷看了几眼，发现有几句是批评抬轿子的，极大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文选上说：“现在有的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却放松了；权力一大，直接监督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读了这句话以后，我才明白，原来胡占发给彭国梁当秘书时，一直在利用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彭国梁是东州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常务副市长，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胡占发在利用他呢？后来，还是胡占发到古桥区任副区长之后，他在车上和彭国梁进行了一次谈话，我才知道他们是互相利用。
彭国梁工于心计地说：“占发，你的《公务员笔记》光寄给齐秀英不行，还要将里面的一些故事传播给机关干部，甚至让东州市老百姓都知道，要学会利用舆论作武器啊！”
胡占发诡谲地一笑不无得意地说：“老板，我准备将‘飞飞小姐’的故事先传播出去，我觉得这个故事蛮生动的，这种事人们都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而且人们私下里也愿意议论传播这类事，真要是传播开来，刘一鹤鼻子都得气歪。”
彭国梁阴森森地问：“占发，故事编的这么生动，是不是刘一鹤真与这个飞飞有瓜葛呀？”
胡占发嘿嘿笑道：“老板，不瞒你说，瓜葛大了。”
彭国梁眼睛一亮，兴奋地问：“这么说不是捕风捉影？”
胡占发道破天机地说：“老板，实话告诉你吧，飞飞不过是刘一鹤老婆养的一只宠物狗。”
彭国梁一听，喷饭似地大笑起来。
不瞒大家说，想起给彭国梁当专车的日子，那可真是耀武扬威，经常是警车开道，谁坐进车里都觉得是莫大的荣耀，不管怎么说，我不仅是副市级专车，而且是常委级专车，除了刘老大的专车以外，我在市政府小车队也算是二老板。
如今可就不同了，彭国梁出事以后，我就闲了下来，整天无所事事，队里的领导再也不把我当回事了，看着那些副市级专车威风八面的，我心里失落极了，盼着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然而，这个想法只能是个梦了，因为综合二处处长杨恒达升任办公厅副主任以后，本来应该给他配一台新车，可是一把手肖福仁玩了个心眼，让车队领导给我换了一副新牌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配给了杨恒达，我就由副市级降到了副局级。没办法，以前彭国梁得势时，谁钻进车里都觉得荣耀，如今倒好，谁都觉得我晦气，嫌弃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肖福仁将我配给了杨恒达，也可能是为了省钱，也可能是为了给杨恒达点晦气，管他呢，反正人倒霉时放屁都嘣脚后跟，专车要倒霉时，排气管连屁都放不出来。
我还是第一次在下午的天空中看见苍白的月亮，像是被打败的另一个太阳灰溜溜地被关进了冷宫，而太阳却像是夜空中打败月亮的另一个月亮，得意洋洋地光芒万丈，却忘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无论是天空中的月亮还是太阳，都像是两朵浮云，不过是一朵是白色的，另一朵是红色的，白的像女人刚洗过的屁股，红的像女人刚被男人蹂躏过的屁股，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想法，“无聊得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二十年代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这句话很适合我此时的心情，我一直有找一个坟头撒泡尿的冲动，托马斯.品钦在他的《万有引力之虹》中说：“当他们脑子里突然出现医生认为不宜的想法时，你帮他们管理生殖器的勃起……让他们畏惧一切，畏惧一切他们无力畏惧之物……”尽管我的生殖器没有勃起，但是我知道我的想法是不宜的，因为天空中苍白的月亮和光芒的太阳是上帝伸出云层的两只手，一只抓住了我的肉体，另一只抓住了我的灵魂，让我畏惧，这种畏惧感让我觉得自己是一颗松动的牙齿，随时有被拔掉的危险。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脑袋长在脖子上的方式让我不习惯，却又没办法改变，让我很沮丧，沮丧得自以为是一块朽烂的木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但我有预感，这种恐惧感绝不是无缘由的。
前几天和朱大伟下棋，这小子一口气竟然赢了我三局，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以朱大伟的棋技，的确有能力一口气连赢我三局，但那只是他在心中对你一点顾忌都没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的。我观摩过他与肖福仁、宋道明、李玉民、杨恒达等人下棋，无不留有余地，棋局掌握得张弛有度，该和时和，该赢时赢，该输时输，弄得与他下棋的人像抽大烟一样过瘾。就拿我来说，不知道与朱大伟交锋过多少回了，基本是三局中要么我赢一局，要么一胜一输一和，从未连输过三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综合二处副处长，这小子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是什么原因让朱大伟如此张狂呢？
棋下完后，这小子扔出了一句话，让我听出了些许端倪。他得意地说：“许处长，围棋要有两个眼才算活，有了两个眼，对手才不能一手吃掉你。这很有点像官场，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人，大多都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按理说，综合二处每个人抱的都是彭国梁这棵大树，但是能不能抱稳、抱实、抱牢，要看个人上树的本领，我觉得只有抱着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决心，才有可能真正和大树融为一体。这是朱大伟这种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头小子所不能理解的，我现在刚刚找到一点和彭国梁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点感觉我当了十几年副处长、伺候了三任常务副市长才找到，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快感。我之所以称之为快感是因为只有成功地吊在一棵树上，你才觉得腰杆子是直的，而腰杆子直起来恰恰是人生所追求的。当然一开始朱大伟是想吊在彭国梁这棵大树上的，就因为彭国梁看出来，朱大伟不是那种肯吊死在一颗大树上的人，才没给他上树的机会。如今他言称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说这句话时，底气十足，不仅表明他已经抱到了一棵新的大树，而且语气里有一种对彭国梁这棵大树的轻蔑。我觉得朱大伟的反常与最近围绕着彭国梁的一些风言风语有关。
我胡思乱想间，朱大伟又紧接着补充了一句：“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背靠枝繁叶茂的大树当然好乘凉，但要是一不小心靠了一棵烂了根子的朽木，不仅乘不到凉，还有被砸死的危险，你说是不是，许处长？”
这小子这句话暗合了对彭国梁的风言风语，或许朱大伟是好意，提示我注意安全。然而当了十几年副处长，就是因为太注意安全了，连个处长也没熬上，我从跟彭副市长去美国出差那天开始，就暗下决心，彭副市长这棵大树我是抱定了，哪怕是吊死在树上。既然是大树，即使倒了，扔在水里也是大船，坐在大船上总比坐在小舟里安全。但是越来越多的风言风语搅得我心乱如麻，朱大伟这小子最近与宋道明打得火热，从下棋对我无所顾忌来看，这小子是准备抱刘一鹤这棵大树了，说不定已经抱上了，之所以没调过去，说不定想留在综合二处做一段时间的内鬼。
我深知彭国梁与刘一鹤终有一搏，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从这些风言风语中预感到，这一争的日子快到了，俗话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让我不得其解的是，好像这风不是刘一鹤刮起来的，倒像是来自上面。********表面上看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一个圈子与另一个圈子之间的斗争。以前我一直以为刘一鹤与彭国梁分别是两个圈子的核心，现在看来，他们也隶属于不同的圈子。这些圈子就像是一个个黑洞，只让人感到里面有巨大的吸力，搞不好站在洞内的人就会像蚊子一样被吸进去，一旦吸进去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明白了，这就是我恐惧的原因，面对巨大的黑洞，我只是一只小小的蚊子，随时都可能被吸进黑洞，消失殆尽，连一抹蚊子血都看不见，但是我已经飞到洞口了，或许里面是天堂，即使是地狱，我也没有回头的必要了，因为天堂和地狱都是死路，既然人生最终都奔向死亡，我何不化作一道“万有引力之虹”，正如托马斯.品钦所言：“失败绝非瞬间的结果，潜损暗亏才是破败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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