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采访
刘一鹤果然接任了东州市长，一上任就大张旗鼓地抓招商引资，全市召开了招商引资动员大会以后，彭副市长成了最忙的副市长，为完成招商指标，他频繁地出国，但是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香港，其次是澳门。
我从未陪他去过香港和澳门，但是一起去了一次韩国，在飞机上他意外地跟我谈到了林永清。这让我又惊又喜，更让我惊奇的是，他说回国后让我联系一下林永清，他要请林永清吃饭。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要知道我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了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哪位市领导对我如此信任。说实话，我也好多年没有联系林永清了，按年龄他应该快退休了，但是人生就是这样，说不定谁就成了你的贵人。
回国后不久，彭副市长就在好世界设宴由我和胡占发坐陪宴请了林永清。席间，彭副市长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不厌其烦地询问林永清有什么困难。林永清似乎看透了彭副市长对自己嘘寒问暖的真实意图，也没客气，直言自己希望退休前改善一下住房。彭副市长当即指示胡占发全权落实此事，然后将一本由杨恒达搞的思想库中的文集《彭国梁学习体会》交给了林永清，烦请他转交给省纪委书记齐秀英同志。
那本所谓的学习体会我再熟悉不过了，都是彭国梁在省委党校和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的作业，一些文章还是我写的，有的是胡占发写的，当然大部分出自黄小明之手，其中最厚重的一篇文章是彭副市长的硕士毕业论文，足有五万字，就出自黄小明之手。这篇文章的精华后来刊登在《清江日报》理论版上，博得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赞赏。我不得不佩服杨恒达有水平，人家处长当得高瞻远瞩，这部理论色彩极浓的学习体会一旦递到齐秀英手里，一定会给“女包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肯于学习的领导干部是少之又少，能够亲笔写学习体会的更是凤毛麟角。只是我不明白齐秀英做为省纪委书记在彭国梁的仕途之路上能起多大的作用，彭副市长如此煞费苦心地取悦“女包公”，其真实意图是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上凡事离不开一个“悟”字，但是彭副市长请林永清的意图背后更隐秘的实情，我始终参悟不透。
如果以时下最流行的新闻采访的方式问我：“许智泰先生，你对痛苦怎么看？”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痛苦说明我活着，痛苦是生命的证明。”
如果继续深入采访我：“你内心深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同一种生活。”
如果继续探讨：“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怎么会是同一种生活？同一种生活究竟是什么生活？”
我会痛苦地回答：“这是一种向上爬的生活，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爬上去，像蛇一样爬上去。”
如果采访者质疑我的回答会继续问：“为什么往上爬而不是向前行？”
我会更加痛苦地回答：“因为我有一种在炼狱的火锅里煎熬的感觉，只有向上爬才有生的希望。”
如果采访者体会不出我这种感觉质疑道：“那么在你眼中人是什么？”
我会坚定地回答：“在我心目中没有人，只有人民，我不是人，我是公务员，公务员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雕像，其实矗立在东州城的所有大楼都是公务员的雕像，因为我生活在雕像的世界里，所以我眼中只有两个人：公仆和人民。”
我知道我的回答任何采访者都不会满意的，但是这就是我真实的感觉。我每天都渴望拥抱一切能抓到的东西，但我从来就没抓到过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不如肖福仁，不如赵忠，眼下又不如善于喝尿的杨恒达，甚至不如像幽灵一样不声不响的黄小明，因为黄小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彭副市长的秘书。
黄小明的走运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人这一辈子的运气不能等，要去发现，要像发现美一样去发现。这一点我发现杨恒达做的就比我到位，我听说他自从到综合二处以后就一直与赵忠打得火热，这分明是为了发现更好的运气的做法。谁都知道赵忠与刘一鹤的关系，谁能保证杨恒达这样做不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谁愿意一棵树上吊死？眼下脚踩八只船的大有人在，脚踩两只船的又算得了什么？
杨恒达有了这种迹象以后，我刻意做了观察，发现杨恒达脚踩两只船事出有因，以杨恒达对老领导的忠诚，不是一个轻易背主的人，何况彭国梁对他相当器重，对他有知遇之恩，无论是跟着彭国梁，还是跟着刘一鹤，前途都是一片光明。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一些关于彭副市长的谣言，我对这些谣言是不太相信的，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因为凭赵忠和刘一鹤的关系，我是无论如何靠不上刘一鹤这棵大树的，我现在只能靠彭国梁这棵大树，为了不至于吊死在这棵树上，或者说骨子里生怕这棵树成为枯树、死树，我要不遗余力地为这棵树浇水、施肥、培土。
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我和老婆在床上正行云雨之情，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在老婆身上一边耕耘一边问是哪一位，结果是该死的王朝权。我心想，我好不容易和老婆过一把礼拜天，早不打电话晚不打电话，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打电话，怪不得你小子搞不出孩子来，根本不懂珍惜生活嘛！这小子十分痛苦地说，中午想请我吃饭，听口气就知道吃饭是假，被老婆揣下床是真，说不定老婆根本就没上床，大礼拜欧贝贝不在王朝权的床上，莫非在……我不敢深想，被王朝权的电话破坏了情绪，和老婆有滋有味的云雨情只好草草收场。
王朝权请我吃饭从来都是街边上的小酒馆，这小子在招商局办公室混的年头也不短了，不仅办公室副主任没混上，连个副处级调研员也没熬上，还只是个主任科员，也难怪欧贝贝死看不上他，级别比老婆低，而且是个漂亮老婆，头发不变绿才怪呢！哪个老婆不盼着夫贵妻荣。
王朝权一脸沮丧地要了两瓶二锅头，一边喝一边向我诉苦，喝到半醉时我听明白了，王朝权之所以痛苦得像老婆和别人跑了似的，是因为问题比老婆跟别人跑了还严重，因为欧贝贝怀孕了。
我难以理解地问：“朝权，你老婆怀孕是好事呀，你们俩早就应该要个孩子了。”
王朝权表情像刚被阉了一样难受，极度痛苦地说：“大哥，我上医院检查过，我没有生育能力。”
我一听这话顿时从半醉中惊醒了，很显然欧贝贝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朝权的，我顿时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假和尚赵忠。死胖子赵忠在综合二处当处长时就没少打欧贝贝的主意，想不到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望着痛苦万分的王朝权，心想，一个男人活到这个份上也真他妈够窝囊的。
为了平抑王朝权沮丧且痛苦的情绪，我拍着桌子大骂赵忠。没想到王朝权含着眼泪闷了一杯二锅头，愤恨地说：“大哥，孩子不是赵忠的。”
王朝权话一出口，我惊得目瞪口呆！“不是赵忠的，那是谁的？”
王朝权用食指蘸了蘸酒颤抖着写了一个“彭”字，我嘴里正嚼着一片酱牛肉，看到这个字险些呛了肺管子。
我用筷子戳着桌面问：“朝权，你是喝多了，还是气昏了，这怎么可能呢？”
没想到，王朝权突然吼道：“怎么不可能？他姓彭的是衣冠禽兽，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望着目光中充满煞气的王朝权，哑口无言。我还从未见过平时温和的王朝权有过这么犀利的目光，让人看了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我们沉默了许久，王朝权异常冷静地说：“大哥，我只有你一个朋友可以说说心里话，假如孔子活到今天，他一定会说这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眼下一提到‘跑官’二字，人们无不鄙夷厌恶，认为‘跑官’不过是权欲薰心之辈、蝇营狗苟之徒往上爬的卑劣行径，殊不知‘跑官’的鼻祖就是孔圣人。在官场上，一些人为了往上爬，不惜自我矮化，甚至失去了价值判断的能力，对这些人来说平庸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平庸是一种恶。汉娜.阿伦特说，‘平庸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些年，欧贝贝看不上我，认为我活得平庸，你知道，我在大学时代是最优秀的学生，我现在仍然是最优秀的，大哥，我从来就没有平庸过，我一直在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但是贝贝变了，变得眼睛里满是权势。现在贝贝逼着我离婚，没办法，我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大哥，我在市招商局的使命也结束了，为了我的理想和信念，我决定去深圳闯一闯，我已经向局里递交了辞职报告，今天请你出来喝酒，一是为了诉一诉心里的苦，更主要的是向你辞行的。”
毫无疑问，王朝权心意已决，劝已经没有用了，很显然王朝权想换一种活法。说实话，尽管我觉得王朝权所说的理想和信念有些可笑，如今谁还侈谈什么理想和信念？但是如果我是王朝权现在的年龄，我会毅然决然地换一种活法，眼下命运只给我留了一条路，我只能往上爬。按着王朝权的说法，只能平庸地活着。我无奈地想，是什么造成了我今天的平庸？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已经同化在体制之中了。
“朝权，”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大哥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大哥低看你了，其实我是能看见的盲人，你才是心明眼亮的人，《圣经》里有一句话，一切都将过去，大哥也送你一句话，一切都将开始。”
王朝权听了我的话有些激动，他动情地说：“大哥，其实生活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所有的意义都是体现在平平淡淡之中，如果一个民族总是追求轰轰烈烈的意义，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发疯了。”说到这儿，王朝权停顿了一下，然后表情严肃地叮嘱道：“大哥，我已经应聘到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临走前，我想嘱咐你几句，不要贴彭国梁太近，他能重用温华坚这样的赌徒，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局里谁不知道温华坚嗜赌如命，很多人在澳门的大鸟笼子看见过彭国梁、温华坚和陈实，这三个人是一丘之貉，千万不要为了往上爬而上了贼船！”
我和王朝权分手时发现他好像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却心情沉重起来。彭国梁这艘船果然是贼船吗？我萎靡不振地走着，觉得自己像一具标本，马路上所有的面孔都像标本，所有的标本都好像在船上，有走在船上的，骑在船上的，坐在船里的，靠在船头的，形形色色的船，原来世界是由船组成的。可能是二锅头喝多了，我眼中的所有景象都像船。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竟情不自禁地向市政府方向走去，我本来是要回家的，但在我的骨子里早就把办公室当作家了。走到市政府广场，我看见刘一鹤的专车从市政府大门驶出来，向黑水河方向驶去。市府大街上成千上万辆汽车鱼贯而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市府广场周边的树静止不动，我耳边一直回荡着王朝权嘱咐我的那些话，心里像冰冷的湖。我想起黑泽明的电影《德苏乌扎拉》中的一句台词：“冰冷的湖面一片寂静，寂静中隐藏着危机”，但危机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极力向黑水河方向眺望，早就看不见刘一鹤的奥迪车了，脑海中浮现出刘一鹤的笑容，或许那危机就隐藏在这笑容中，我觉得那危机不应该是我的危机，但也绝不只属于彭国梁。
自从刘一鹤接任东州市市长以后，彭国梁与他的关系就十分微妙，微妙是一种高深的博弈，我和杨恒达之间也在博弈，但不是高深的那种，但我和杨恒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彭国梁与刘一鹤。我发现我的感情之所以更贴近彭国梁，不仅仅是因为他亲口对我说我是他的人，更主要的是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副的。做副手的太能干了遭嫉，不行的话又保不住自己的位置，要自保就必须防住上下两个方向的暗箭，绝不能授人以柄，看来彭国梁的危机是授人以柄了，但由此就说我上了贼船，这话太片面。从古到今，上了贼船的人太多了，你能说上了贼船的人都是贼？说句心里话，管他是什么船，能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就行。好像我的想法很现实，不是我的想法现实，我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对，我就像雕塑家手里的一块泥，是被雕塑出来的，我活着，但早就忘记了呼吸，为了寻找到呼吸，我在拼命地活着，呼吸是什么？就是喘气儿，但是我却把不喘气当成了一种习惯，这是不是有病？我不知道，反正谁都这么活着，还说这就是现实。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该死的虚无。现实就是该死的贼船。这都是历史造成的。因为历史就是一条该死的贼船，人就是乘着这艘贼船沿着时间长河寻找现实的，结果现实就是他妈的虚无。
虚无是以存在的方式存在的，让我不明白的是活着是现实，还是虚无，我感觉凡是虚无的都有生命，凡是存在的都是雕像，而雕像是没有经络的。这是不是天大的荒谬？但是荒谬不仅被实事求是了，而且成了客观定律，这一切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思想是怎么解放的？是通过充满特色的游戏，当然不是玻璃球游戏，而是文字游戏，将文字变成水蜜桃然后装进罐头里，罐头瓶是用纸做的，为什么纸没湿？因为罐头里光有文字，没有水，文字通过相濡以沫维持新鲜，这不是幽默，这是现实。现实就是罐头游戏，游戏是水，罐头是船，既然谁都离不开船，就难免上错船。我缓步走向市府广场中间的华表，对面是市政府大楼，我猛然有一种站在甲板上的感觉，市政府大楼太像一艘大船的驾驶舱了，眼前的华表分明就是这艘巨轮的桅杆，那么我在哪儿？我抬头望去，发现华表上蹲坐着的犼分明就是我。
办公桌如是说
（夕阳西下，东州市政府办公大楼已经空无一人，办公厅综合二处内却是热闹非凡，每天这间办公室的公务员们下班后，都是办公桌们最开心的时刻，窗外一缕夕阳缓缓地射进办公室，房间内充满了祥和与轻松，石英钟像一只精灵的眼睛，认真地听着办公桌们倾述衷肠，要知道每到这个时刻，办公桌们都要倾述一番肚子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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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陪他去过香港和澳门，但是一起去了一次韩国，在飞机上他意外地跟我谈到了林永清。这让我又惊又喜，更让我惊奇的是，他说回国后让我联系一下林永清，他要请林永清吃饭。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要知道我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了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哪位市领导对我如此信任。说实话，我也好多年没有联系林永清了，按年龄他应该快退休了，但是人生就是这样，说不定谁就成了你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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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所谓的学习体会我再熟悉不过了，都是彭国梁在省委党校和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写的作业，一些文章还是我写的，有的是胡占发写的，当然大部分出自黄小明之手，其中最厚重的一篇文章是彭副市长的硕士毕业论文，足有五万字，就出自黄小明之手。这篇文章的精华后来刊登在《清江日报》理论版上，博得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赞赏。我不得不佩服杨恒达有水平，人家处长当得高瞻远瞩，这部理论色彩极浓的学习体会一旦递到齐秀英手里，一定会给“女包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肯于学习的领导干部是少之又少，能够亲笔写学习体会的更是凤毛麟角。只是我不明白齐秀英做为省纪委书记在彭国梁的仕途之路上能起多大的作用，彭副市长如此煞费苦心地取悦“女包公”，其真实意图是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上凡事离不开一个“悟”字，但是彭副市长请林永清的意图背后更隐秘的实情，我始终参悟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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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深入采访我：“你内心深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同一种生活。”
如果继续探讨：“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怎么会是同一种生活？同一种生活究竟是什么生活？”
我会痛苦地回答：“这是一种向上爬的生活，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爬上去，像蛇一样爬上去。”
如果采访者质疑我的回答会继续问：“为什么往上爬而不是向前行？”
我会更加痛苦地回答：“因为我有一种在炼狱的火锅里煎熬的感觉，只有向上爬才有生的希望。”
如果采访者体会不出我这种感觉质疑道：“那么在你眼中人是什么？”
我会坚定地回答：“在我心目中没有人，只有人民，我不是人，我是公务员，公务员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雕像，其实矗立在东州城的所有大楼都是公务员的雕像，因为我生活在雕像的世界里，所以我眼中只有两个人：公仆和人民。”
我知道我的回答任何采访者都不会满意的，但是这就是我真实的感觉。我每天都渴望拥抱一切能抓到的东西，但我从来就没抓到过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不如肖福仁，不如赵忠，眼下又不如善于喝尿的杨恒达，甚至不如像幽灵一样不声不响的黄小明，因为黄小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彭副市长的秘书。
黄小明的走运给了我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人这一辈子的运气不能等，要去发现，要像发现美一样去发现。这一点我发现杨恒达做的就比我到位，我听说他自从到综合二处以后就一直与赵忠打得火热，这分明是为了发现更好的运气的做法。谁都知道赵忠与刘一鹤的关系，谁能保证杨恒达这样做不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谁愿意一棵树上吊死？眼下脚踩八只船的大有人在，脚踩两只船的又算得了什么？
杨恒达有了这种迹象以后，我刻意做了观察，发现杨恒达脚踩两只船事出有因，以杨恒达对老领导的忠诚，不是一个轻易背主的人，何况彭国梁对他相当器重，对他有知遇之恩，无论是跟着彭国梁，还是跟着刘一鹤，前途都是一片光明。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一些关于彭副市长的谣言，我对这些谣言是不太相信的，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因为凭赵忠和刘一鹤的关系，我是无论如何靠不上刘一鹤这棵大树的，我现在只能靠彭国梁这棵大树，为了不至于吊死在这棵树上，或者说骨子里生怕这棵树成为枯树、死树，我要不遗余力地为这棵树浇水、施肥、培土。
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我和老婆在床上正行云雨之情，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在老婆身上一边耕耘一边问是哪一位，结果是该死的王朝权。我心想，我好不容易和老婆过一把礼拜天，早不打电话晚不打电话，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打电话，怪不得你小子搞不出孩子来，根本不懂珍惜生活嘛！这小子十分痛苦地说，中午想请我吃饭，听口气就知道吃饭是假，被老婆揣下床是真，说不定老婆根本就没上床，大礼拜欧贝贝不在王朝权的床上，莫非在……我不敢深想，被王朝权的电话破坏了情绪，和老婆有滋有味的云雨情只好草草收场。
王朝权请我吃饭从来都是街边上的小酒馆，这小子在招商局办公室混的年头也不短了，不仅办公室副主任没混上，连个副处级调研员也没熬上，还只是个主任科员，也难怪欧贝贝死看不上他，级别比老婆低，而且是个漂亮老婆，头发不变绿才怪呢！哪个老婆不盼着夫贵妻荣。
王朝权一脸沮丧地要了两瓶二锅头，一边喝一边向我诉苦，喝到半醉时我听明白了，王朝权之所以痛苦得像老婆和别人跑了似的，是因为问题比老婆跟别人跑了还严重，因为欧贝贝怀孕了。
我难以理解地问：“朝权，你老婆怀孕是好事呀，你们俩早就应该要个孩子了。”
王朝权表情像刚被阉了一样难受，极度痛苦地说：“大哥，我上医院检查过，我没有生育能力。”
我一听这话顿时从半醉中惊醒了，很显然欧贝贝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王朝权的，我顿时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假和尚赵忠。死胖子赵忠在综合二处当处长时就没少打欧贝贝的主意，想不到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望着痛苦万分的王朝权，心想，一个男人活到这个份上也真他妈够窝囊的。
为了平抑王朝权沮丧且痛苦的情绪，我拍着桌子大骂赵忠。没想到王朝权含着眼泪闷了一杯二锅头，愤恨地说：“大哥，孩子不是赵忠的。”
王朝权话一出口，我惊得目瞪口呆！“不是赵忠的，那是谁的？”
王朝权用食指蘸了蘸酒颤抖着写了一个“彭”字，我嘴里正嚼着一片酱牛肉，看到这个字险些呛了肺管子。
我用筷子戳着桌面问：“朝权，你是喝多了，还是气昏了，这怎么可能呢？”
没想到，王朝权突然吼道：“怎么不可能？他姓彭的是衣冠禽兽，什么事做不出来？”
我望着目光中充满煞气的王朝权，哑口无言。我还从未见过平时温和的王朝权有过这么犀利的目光，让人看了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我们沉默了许久，王朝权异常冷静地说：“大哥，我只有你一个朋友可以说说心里话，假如孔子活到今天，他一定会说这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眼下一提到‘跑官’二字，人们无不鄙夷厌恶，认为‘跑官’不过是权欲薰心之辈、蝇营狗苟之徒往上爬的卑劣行径，殊不知‘跑官’的鼻祖就是孔圣人。在官场上，一些人为了往上爬，不惜自我矮化，甚至失去了价值判断的能力，对这些人来说平庸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平庸是一种恶。汉娜.阿伦特说，‘平庸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些年，欧贝贝看不上我，认为我活得平庸，你知道，我在大学时代是最优秀的学生，我现在仍然是最优秀的，大哥，我从来就没有平庸过，我一直在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但是贝贝变了，变得眼睛里满是权势。现在贝贝逼着我离婚，没办法，我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大哥，我在市招商局的使命也结束了，为了我的理想和信念，我决定去深圳闯一闯，我已经向局里递交了辞职报告，今天请你出来喝酒，一是为了诉一诉心里的苦，更主要的是向你辞行的。”
毫无疑问，王朝权心意已决，劝已经没有用了，很显然王朝权想换一种活法。说实话，尽管我觉得王朝权所说的理想和信念有些可笑，如今谁还侈谈什么理想和信念？但是如果我是王朝权现在的年龄，我会毅然决然地换一种活法，眼下命运只给我留了一条路，我只能往上爬。按着王朝权的说法，只能平庸地活着。我无奈地想，是什么造成了我今天的平庸？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已经同化在体制之中了。
“朝权，”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大哥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大哥低看你了，其实我是能看见的盲人，你才是心明眼亮的人，《圣经》里有一句话，一切都将过去，大哥也送你一句话，一切都将开始。”
王朝权听了我的话有些激动，他动情地说：“大哥，其实生活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所有的意义都是体现在平平淡淡之中，如果一个民族总是追求轰轰烈烈的意义，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发疯了。”说到这儿，王朝权停顿了一下，然后表情严肃地叮嘱道：“大哥，我已经应聘到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临走前，我想嘱咐你几句，不要贴彭国梁太近，他能重用温华坚这样的赌徒，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局里谁不知道温华坚嗜赌如命，很多人在澳门的大鸟笼子看见过彭国梁、温华坚和陈实，这三个人是一丘之貉，千万不要为了往上爬而上了贼船！”
我和王朝权分手时发现他好像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却心情沉重起来。彭国梁这艘船果然是贼船吗？我萎靡不振地走着，觉得自己像一具标本，马路上所有的面孔都像标本，所有的标本都好像在船上，有走在船上的，骑在船上的，坐在船里的，靠在船头的，形形色色的船，原来世界是由船组成的。可能是二锅头喝多了，我眼中的所有景象都像船。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竟情不自禁地向市政府方向走去，我本来是要回家的，但在我的骨子里早就把办公室当作家了。走到市政府广场，我看见刘一鹤的专车从市政府大门驶出来，向黑水河方向驶去。市府大街上成千上万辆汽车鱼贯而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市府广场周边的树静止不动，我耳边一直回荡着王朝权嘱咐我的那些话，心里像冰冷的湖。我想起黑泽明的电影《德苏乌扎拉》中的一句台词：“冰冷的湖面一片寂静，寂静中隐藏着危机”，但危机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极力向黑水河方向眺望，早就看不见刘一鹤的奥迪车了，脑海中浮现出刘一鹤的笑容，或许那危机就隐藏在这笑容中，我觉得那危机不应该是我的危机，但也绝不只属于彭国梁。
自从刘一鹤接任东州市市长以后，彭国梁与他的关系就十分微妙，微妙是一种高深的博弈，我和杨恒达之间也在博弈，但不是高深的那种，但我和杨恒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彭国梁与刘一鹤。我发现我的感情之所以更贴近彭国梁，不仅仅是因为他亲口对我说我是他的人，更主要的是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副的。做副手的太能干了遭嫉，不行的话又保不住自己的位置，要自保就必须防住上下两个方向的暗箭，绝不能授人以柄，看来彭国梁的危机是授人以柄了，但由此就说我上了贼船，这话太片面。从古到今，上了贼船的人太多了，你能说上了贼船的人都是贼？说句心里话，管他是什么船，能送我到我想去的地方就行。好像我的想法很现实，不是我的想法现实，我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对，我就像雕塑家手里的一块泥，是被雕塑出来的，我活着，但早就忘记了呼吸，为了寻找到呼吸，我在拼命地活着，呼吸是什么？就是喘气儿，但是我却把不喘气当成了一种习惯，这是不是有病？我不知道，反正谁都这么活着，还说这就是现实。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该死的虚无。现实就是该死的贼船。这都是历史造成的。因为历史就是一条该死的贼船，人就是乘着这艘贼船沿着时间长河寻找现实的，结果现实就是他妈的虚无。
虚无是以存在的方式存在的，让我不明白的是活着是现实，还是虚无，我感觉凡是虚无的都有生命，凡是存在的都是雕像，而雕像是没有经络的。这是不是天大的荒谬？但是荒谬不仅被实事求是了，而且成了客观定律，这一切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思想是怎么解放的？是通过充满特色的游戏，当然不是玻璃球游戏，而是文字游戏，将文字变成水蜜桃然后装进罐头里，罐头瓶是用纸做的，为什么纸没湿？因为罐头里光有文字，没有水，文字通过相濡以沫维持新鲜，这不是幽默，这是现实。现实就是罐头游戏，游戏是水，罐头是船，既然谁都离不开船，就难免上错船。我缓步走向市府广场中间的华表，对面是市政府大楼，我猛然有一种站在甲板上的感觉，市政府大楼太像一艘大船的驾驶舱了，眼前的华表分明就是这艘巨轮的桅杆，那么我在哪儿？我抬头望去，发现华表上蹲坐着的犼分明就是我。
办公桌如是说
（夕阳西下，东州市政府办公大楼已经空无一人，办公厅综合二处内却是热闹非凡，每天这间办公室的公务员们下班后，都是办公桌们最开心的时刻，窗外一缕夕阳缓缓地射进办公室，房间内充满了祥和与轻松，石英钟像一只精灵的眼睛，认真地听着办公桌们倾述衷肠，要知道每到这个时刻，办公桌们都要倾述一番肚子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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